应然篇（十）
天暗下来后，范范一连喝了几瓶酒，抱着酒瓶趴到了沙发上，有点不省人事了。中途她接到两个电话，张了嘴，却说不出话，还是严誉成接过来替她说的。屋里早就没有音乐了，电话那头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，一次是卖房的骚扰电话，一次是范范妈妈打来的，问范范什么时候回家。严誉成看了看錶，随口说了个时间，结果范范妈妈耳朵尖，一下就听出他的声音了，在电话里追着问，小严吗？你回国啦？什么时候回国的？公司不忙吗？怎么和亭亭在一起呢？严誉成还来不及回答，她又问，你们是不是谈朋友啦？得到否定的答案后，她妈妈叹了口气，说，我们家亭亭除了没工作，什么都很好的，你以后找不到合适的，记得考虑考虑她呀。严誉成应了声，看看我，掛了电话。
晚上九点，严誉成开车到了范范家。她家是栋带院子的三层别墅，隔壁就是严誉成家，和我从前的家隔了一条小路。严誉成下车送范范，范范妈妈开了门，搂过范范，和他站在门口聊了两句。我从车里望过去，看到范范妈妈摸了摸严誉成的头发，还照着他的脑门比划了两下，估计在问他怎么长得这么高了。严誉成答了句什么，范范妈妈就抱着范范往边上挪，衝屋里抬了抬胳膊。我以为严誉成会进去坐坐，但他没有，他摇摇头，回头看了看这辆车，范范妈妈也看过来了，我吓得一哆嗦，赶忙蹲到了座椅下面。
我听到关门声响了，没多久，严誉成回到了车上。他扣上安全带，抬头看后视镜，和我说话：“你至于吗？你准备躲到什么时候？你能躲过所有认识你的人吗？”
我说：“躲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。”
他又问：“你觉得现实吗？”
我反问他：“你不回家？”
严誉成从后视镜里盯着我，清清嗓子，说：“我现在不住这里，我住在红……”他抓了抓头发，眉头一皱，又抱怨起来，“你别坐后排，这么说话太费劲了。”
车是他的，他说了算，而且我看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坐过去，他就不打算走了。要是在平时，我肯定先下了车再自己想办法回去，但别墅区这一块算不上荒郊野岭，也属于人烟稀少的地段，这时候下车肯定就叫不到车了。我没办法，在严誉成的目光下屈服了，开了门，换到了前面的副驾驶座。
我坐下了，调了调座椅，还给自己扣上了安全带。严誉成抓抓我的头发，说：“你也该和自己和解了吧？”
他真是高看我了。我为什么要和自己和解？我就是自己讨厌自己，自己看不惯自己，我一穷二白，什么都没有，还不能有不和自己和解的权利吗？
我打开他的手，说：“你开车吧。”
可能我的口气有点不善，严誉成张了张嘴，没说下去了。车子拐到大路上，他松了松衬衣的领口，又开了天窗。冷风吹着，一直往车里灌，我忍不住缩脖子，点起一根香菸取暖。
严誉成看了看我，欲言又止。我抽了口烟，说：“有什么话你直说。”
他咳了声，挠着鼻樑说：“你的脸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了。我说：“高危职业嘛，早都习惯了。”
严誉成瞄着我，哼了声：“高危职业一般都高薪，高回报，你们那个收费标准哪里高了？”
严誉成没声音了，往前开着车。我看着一缕烟从我指尖擦过，往上升，升到天窗外面，真自由。这缕烟可以越过马路上的车流，穿过楼和楼的缝隙，随时抵达丛林和河岸，开始它的冒险。而我呢，我只能坐在车里，被一条安全带压住胸口，看着这缕烟跟我炫耀它有多自由，多随心所欲。
我抓抓安全带，不小心呛到一口烟，捂着嘴咳了两下。严誉成侧过脸来看我，换了个话题：“我和路天寧没什么的……我们已经过去很久了。”
我放下车窗，闻到溼漉漉的草坪味道，胃里一阵噁心，把菸扔出了车窗。
严誉成还在说：“路天寧的爸爸脑出血，住院了，他妈妈辞掉学校的工作，白天在医院陪护，晚上去快餐店兼职，很累，很辛苦。”
一阵风过来了，我打了个喷嚏，吸吸鼻子，把车窗升了回去。严誉成看看我，也关了天窗，继续说：“他没工作，又没钱，我不能装作看不见。
“他回国后一直失眠，睡不着，很痛苦……他试过自杀，两次，好在伤得都不严重，救了回来。他妈妈看不过来他和他爸爸两个人，打电话给他们家的亲戚，结果墙倒眾人推，不是空号就是没人接，最后只能打电话给我，求我回国看看他，和他聊聊，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……你没见过他妈妈，他妈妈真的是个可怜人。”
我不想再听他讲故事了。我说：“你想说树倒猢猻散。”
严誉成不置一词，伸手揉了揉眉心：“我买机票回国，带他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，还好没查出身体方面的什么毛病，但是心理问题比较严重……医生建议他平时多去外面走走，做点自己喜欢的事，分散分散注意力。”
路过一家便利店，我说：“你放我下来吧，我买瓶水。”
严誉成没停车，他拿了瓶自己喝过的矿泉水给我。我没接。他把水放下了，说：“他一个人经歷了那么多，很不容易。”
严誉成想了想，说：“他很孤独。”
我挠挠鼻樑，想笑。严誉成又说话了：“人是群居动物，和海豚，大象一样，都害怕孤独，都需要同类的陪伴。”
我笑了，真的笑了。我问：“你看过黑塞吧？”我说，“人生来就是孤独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读懂另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很孤独。”
我也睡不好，我也日夜颠倒，可是我有很多东西。我有香菸，有酒精，有一场又一场全情投入的性爱，我轻而易举地被人填满，又轻而易举地被他们抽空。我是在好好活着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不敢死。严誉成一定是看太多日本温情电影，被那一套励志鸡汤洗脑了，才会觉得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。他可能以为时间是一把万能钥匙，无论一个人过得多么不堪，多么痛苦，时间都可以冲淡一切，抚平伤口。在他眼里，时间是一种经过美化的超能力，一种帮助人类自我癒合的基因。
严誉成看着我，又抓抓头发，说：“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”
“谁定义的有病？谁定义的没病？”我笑了，“是别人活得太自我，还是你们活得太不自我？你们不能允许生活出现任何变故，只要出现一点预料之外的事情就焦虑，受不了。可是严老闆，世界上有好多人晚上熬夜，白天睡觉呢，他们什么病都没有，他们只是有他们的活法，和你不一样而已。”
严誉成咬了咬嘴唇，两条眉毛往上飞：“你这是偷换概念。”
随他怎么说，我手又痒了。我伸进口袋里摸菸盒，严誉成一把拉住我，愤愤地说：“你是不是尼古丁成癮了啊？”
我看着他，愣了两秒，笑出来：“你说我吗？”我问他，“你不抽菸？”
严誉成听了，抓着我的手一松，垂了下去，视线转回到方向盘上。他用那种很嫌恶的口气和我说话：“反正你别抽了，能不能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？！”
我又笑出来。我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身体好？我不需要戒菸，不需要戒酒，我甚至不需要按时吃一日三餐，补充营养。我随随便便地活着，随随便便地和人上床，随随便便地混日子。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明白，不会明白。
我没接他的话茬，四下安静了。我的菸癮还没消退，心里有点烦，我开始数外面的路牌，分散注意力。我数到第五块路牌的时候，严誉成停了车。
我知道了，他又要和我说话。他在我们毫无营养的对话里挑挑拣拣，总是能准确找出那个永远保鲜，永远不会过期的话题。他就是有这种让人厌烦的能力。我想，关于路天寧的话题应该通往一条隧道，隧道里没有光，尸骨成山，埋着好多陷阱。我在那条隧道里摸索过，但是看不清路，要么踩陷阱，要么撞到墙上。我把自己搞得鼻青脸肿，头破血流，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要绕开它，不再走进来了，可是严誉成不答应。他是撒旦的使者，是从火湖里爬出来的恶魔，他千里迢迢找到我，就是为了拽着我走进这条隧道，为了逼我和他走下去。
严誉成说：“我答应了他妈妈，每个月都回国和他见面，陪他说说话，帮他妈妈确认他的精神状态。”
所以他们才会一直保持联系。
“我有时候会陪他到处走走，我觉得事情发展成这个样子有我的责任，是我的错。”
所以他们才会一起出现在美术馆。
“我当时明明能做些什么，但我什么都没做，才害他变成这个样子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很想补偿他。”
所以他记得路天寧爱吃鱼和笋，还有鸭汤。
“我当初不该那么冷漠，那么冷血，我很对不起他，我对不起他们一家。”
他这段紧箍咒念得我头疼。突然之间，我明白了，他觉得袖手旁观是一种暴行，所以他要赎罪，要懺悔。于是他到处乞求别人的宽恕和原谅，妄想就此摆脱罪名，得到赦免。看来他不仅强硬，顽固，他还不肯自己放过自己，反而一再被过去发生的事情操纵摆佈。不能和自己和解的人明明是他，他有什么资格来说我？他疯，他蠢，他自己想做圣父就去做，想当救世主就去当，该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，干嘛什么事都要和我说？他干嘛非得一次一次把我拉进他的故事里？
我看着他，突然觉得有些好笑，一时笑出了声音。我说：“你不用说了，你们怎么样都和我没关係。”
严誉成松开了方向盘，靠过来抓住我的手。他抓得我有点痛，我挣了下，没挣开，他说：“应然，你恨我吧。”
看来他不止心理变态了，他还有受虐倾向。他不该来陈哥这里找刺激，他更应该去那些隐蔽幽暗的地下场所，门后藏着许多长长的台阶，台阶的另一头是更适合他的霉味，腥味，和一团团五彩繽纷的灯光。前台那里等着一个男人，穿着赤裸，眼神也赤裸，靠着摆满成人玩具的柜子，对他奉上一个笑容，问他更喜欢听人叫“key”还是“peace”，都不喜欢的话，他可以自己拿主意。
延京有的是这样的地方。
我看严誉成，从上往下看他的眼睛，鼻子，嘴唇，得出结论了。我说：“你也去看一看心理医生吧。”
我说：“你可能也有点抑鬱，或者躁鬱。”
严誉成愣了片刻，随即笑出声音，在黑暗里摸出一支香菸。火星一闪，那支菸就烧起来了。他说：“得了吧，你连自己为什么发烧都不知道，还来诊断我了？”
我也找菸，找打火机，我们坐在车里抽菸，很久都没人说话。从我们嘴里鑽出的烟雾彼此交缠，又很快分开，散得乾乾净净，什么都不剩下。
严誉成的菸抽完了，人也平復了，问我：“送你回去？”
我沉默着抽菸，没想到我的菸也抽完了。我看看菸头，把它往外一扔，手上轻松了。
我说：“我们去和平大街看电影吧。”
“我怎么不知道那里有电影院？”严誉成皱眉看我，“你从哪儿知道的？”
“一个客人带我来过。”我说。
和平大街上真的有一家汽车影院，那里真的二十四小时通宵播放电影。带我去的那个客人很年轻，穿西装，戴眼镜，斯斯文文的。他在市中心那座三十三层高的写字楼里上班。他买我的时间，却不买我的服务，他只拉着我来这里看电影，正经电影。我经常在这里从早坐到晚，坐满八小时，和上班一样。有一回，我一连陪他去了三天，黑灯瞎火的，看得眼睛直痛，真的一点剧情都看不进去了，只能单纯看看画面。一个画面过去，我看到男人的肚子，又一个画面过去，我看到男人的脚。我勃起了，趴过去解他的皮带。他就在那时握住了我的手，不让我动了。我看着他，他凑过来亲了亲我的耳朵。我问他要不要去宾馆，他摇着头问我，你知道柏林电影节一天有多久吗？
我说，我没去过，不知道。
他对我笑了笑，说，接着看吧。
他听了，不在乎，也不生气，还在黑暗中亲我，拉我的手，搂着我继续看电影。那个夏天，我们看了很多电影，有被禁的港台片，小语种的文艺片，还有一句台词都没有的黑白默片。我每次都会看到走神，犯困，在他的车里睡着。他习惯把音响开得很大，我睡不踏实，做的梦都是嘰里呱啦的，像一堆人吵架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睡觉比做爱更累。
后来他有一阵没找我，是陈哥找的我。陈哥开车到我住的地方，给我送了份麻辣烫。我接过来，要走，陈哥叫住我，说，那个戴眼镜的身体不好，加班之后觉得心脏不舒服，同事都打120了，结果二十六楼太高了，救护人员没来得及过去。我愣了下，说，人没了？陈哥点点头，说，这都是造化啊，别难过，听说公司赔了他父母五十万。我算了算，一次服务是两个鐘头，满打满算最多两百块，而一条人命值五十万，能买我们五千个鐘头，两千五百次的肉体服务。不过世界上怎么会有人想和另一个人上两千多次床呢？就算有，也不可能是和我这个奔着三十岁去，早就不年轻了的人。陈哥拍拍我的肩膀，问我，你们两个没事儿吧？我摇头。陈哥笑笑，说，没事儿就好，那我走了啊。陈哥走了，我清空了那个客人的短信，删掉了他的号码。
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但他是我遇到的最奇怪的客人。他看过很多电影，却还是很怕一个人看电影。他叫过很多次我的快递，却从来不会和我发生什么，最多隻有一个拥抱，或者一个吻。他不需要爱，不需要性，他一直在电影里追求真实，一直在荧幕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。
严誉成停了车，问我那个客人的事，我只简单说了说那个人在市中心的高档写字楼上班，结果他问我怎么记得这么多没用的人。
我说：“什么算有用的人？对自己有用？还是对社会有用？你觉得你是有用的人吗？”
这一连串问题彻底破坏了我们之间的气氛，严誉成不搭话了，他撇开头，盯着窗外的后视镜，那里头除了黑夜什么都没有。
我拿起先前他递来的那瓶矿泉水，喝了几口，大屏幕在这时亮了，往外射出一束刺眼的白光。我揉揉眼睛，屏幕上出现维斯康蒂的脸，渐渐放大，渐渐清晰，渐渐融在了那束白光里。
电影开始播了，播到后半段时我又困了，乾脆打了个盹。醒来时，电影正好播完，我在座位上伸了伸胳膊，伸了伸腿，严誉成转过来看我，眼睛在黑暗中亮着，有些溼润。
他问我：“这电影到底什么意思？”
我说：“你上网查查影评，搜《魂断威尼斯》五个字。”
严誉成还是问：“爱怎么会是失去理智？怎么会是为了一个人去死？爱不应该是好的，美的，向善的吗？爱不应该是《圣经》里说的那样吗？”
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像他了。
我一愣，也问他：“你以前不是看过吗？”
“可是我没有你这种问题啊。”
可能是我的错觉，严誉成看着我，目光好像在黑夜里烧了起来。
他说：“那你说说，爱是什么？”
我不知道。我从没见过爱的样子，我总是离它很远。有人看到它，欣然地接受它，有人追在它后面，哭天抢地，只求它回头看自己一眼。它总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大获全胜。它踩在婚姻的头上，把婚姻踩进一片死水，一块坟墓，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寻找下一个目标。我警惕着它的动作，怕它发现我，要来我家里做客，我没精力款待它，更不愿意让它想尽办法对我传教。
我还在琢磨爱这回事，下一部电影已经播了。我看过，但是不记得剧情了，只记得女主角身材瘦小，羽毛一样飘来飘去，从一个人的怀里飘到另一个人的怀里，不胜风力。
过了零点，车里冷得要命，我没有香菸暖身子，不自觉打了个哆嗦。严誉成瞥了眼，从车里拿出一条毛毯，搭到我腿上，说：“你盖着。”
我说：“我没那么冷。”
我把毛毯还给严誉成，他没拿，望着大荧幕上的男男女女。那些人成双成对地跳舞，身子贴得很近，脸也贴得很近。我把毛毯扔到了脚下，听到严誉成和我说话：“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爱一个人？”
我抬起眼睛看他。他说：“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去爱很多人，最后却只能爱上一个人？”
他的脸汗津津的，鼻尖和额头都掛着汗珠，看上去有些狼狈。我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，连忙舔舔嘴唇，一口气喝掉了剩下的半瓶水。屏幕上，女主角不断哭泣，不断尖叫，幽灵一样在屋里走来走去，不发出一点脚步声。我的性慾水涨船高，我忍不住了，凑过去解严誉成的皮带。他没有躲，也没有拒绝，我埋下头，含住他的阴茎。
我抬起头看严誉成，想让他往边上挪一挪，他却忽然抚上我的脸，轻轻摩挲我眼角的伤口。他的手好烫，搞得我也快出汗了。
我抬高身子，又往他身上趴过去一点，和他脸对着脸。我们离得很近了，近到我从他的指尖上听清了所有的声音。
我听到很轻的叹息，很低的呜咽，还有很重很响的心跳。